读孙郁所著《张中行别传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）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这位布衣学者的寒士心态让人感到十分可亲。布衣者，平民也。平民而又为学者，有寒士心态应该是很自然的事。从历史上看，但凡布衣出身的学者文人，如果骨子里浸透着寒士心态的血脉，疏远政治或厌恶权贵就好像是别无选择。张中行的人生之路很长，活了98岁，几近一个世纪，阅人阅事自然很多。其中有些事，如果拉开一点距离看，在今天就颇让人玩味沉思。比方对张中行这个人后来的“走红”，一些与之同时代的人就颇为愤懑不解。他们认为，其时国难当头，他们或投笔从戎，或用地下斗争方式进行反抗斗争，而张中行却躲进了书斋。一句话：“我们革命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呢？只会顺生的人，不愿和恶势力斗争的人是卑怯的吧？”
事实也的确如此，日伪时期，张中行在北平，就是北京大学一个很普通的教师。他非但没有挺身而出与日伪作斗争，甚至也没有暗中帮助过抗日志士的民族解放战争。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段“顺生”的历史，在傅斯年1945年整顿北大时，张中行离开了北大。
不过，没有当斗士，这有什么值得非议吗？
三十年多年前，我看南斯拉夫电影《瓦尔德保卫萨拉热窝》，对剧中有个情节印象很深。游击队老战士谢德深情告诉自己的女儿：（在这非常时期）有的人在战斗，有的人在等待。你是姑娘，你要等待。很多年后重看这部电影，剧中这个情节仍然让我和看到谢德英勇就义的场景一样感人，因为它同样具有很真实强烈的人性。
张中行的顺生之态，应该就是一种等待吧？
国难当头，不甘心做亡国奴，起而抗争，令人尊敬，也是国人的职责。但事实上，任何时候，除却志士的选择，还有很多人也选择了顺生之态在等待。只是，要理解这种顺生之态在中国也太不容易了。和张中行同居生活长达4年的杨沫也不理解，她在《青春之歌》中，以张中行为原型刻画的余永泽，就是一个自私自利，不关心民族存亡，只知道钻研学术的一个时代落伍者的形象。但张中行并不因为杨沫对他的丑化而心存芥蒂，对之报以平常心态，淡而笑之。而且，后来“文革”中有造反派来找他外调杨沫的“历史问题”时，他还能以一种布衣学者的寒士心态加以客观对待，将那些想整杨沫的人顶回去。他告诉那些人：杨沫当时比我进步，我不行，思想落后，不革命，远不如她。虽然话说得比较平实，但在那时候，也是需要一种勇气的。
其实，像张中行这样的布衣学者很让人佩服。他推崇的“顺生”之意，其实就是古人所谓之“率性”，即把人的生活像“人”一样去过。一个人作不来振臂高呼状，无法血洒疆场，不卖身投靠为虎作伥也应该算是保存了气节。张中行仅仅就是一个读书人，之后慢慢又为学者，其本分最应该坚守的，我想应该是一个学者的良知与正义感。作为学者，最应该说真话。日伪时期的北平，有许多文人无奈中只有呆在伪职里，张中行的看法是：这些人的选择都不是信仰问题，没有活路是主要原因。中国传统文化有一说：舍身取义。张中行在这一点上显然是这种文化的反对者。在《流年碎影》中，他用很平淡的文字表达了这种强烈的隐痛：“在不吃别人肉，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，求能活过来，就不应该吗？通常的答案是两歧的，农工商可以，士不可以。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！”
在现今中国，当个一般的知识分子或许很容易，因为好像只要有大专文凭就可以获此殊荣。但我觉得，真正的知识分子，恐怕还是要有“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”才行，最不济，也应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说假话，品性真而不伪。张中行读书既多，在北大求学时又多有名师授业解惑，且固执于独立思考，言人及事就多有不合时宜。自己的思想散漫无拘，为人为文自然易成另类。而普通读书人的一个常见习性是，对有独立思考和个性的文字往往有些爱不释手。《张中行别传》不仅对传主的思想言行有生动的勾画叙写，而且作者孙郁的文笔颇吸引人，致使这本书完全可以当一本有思想深度的美文随笔来看。写到这里，笔者忍不住要摘录一段文字：
《负暄琐话》的风格明显从《知堂随想录》那里流出来。那组红楼的回忆文章分明有周氏谈天说地的影子……在周作人一笔带过的平静里，张氏往往荡出波澜，似乎更有精神的冲击力。苦雨斋的文本是绝望后的冷观，而张氏的笔触却是冷中的热的喷发，不安的悲悯和伤感的低语更强烈吧。周作人看历史和人物，不动神色的地方多。张中行却情动于中，有诗人的忧郁。所以，我更倾向于把他的书看成是忧郁的独语，较之于自己的老师，肉身的体味更浓些罢了。……在鲁迅和周作人之间，他似乎更喜欢周氏。因为那种平和是自己不及的。鲁迅难学，许多模仿鲁迅的人不幸成了流氓式的人物，而追随周氏的读书人，大部分是本分的边缘化者。
这段文字意味深长，几至不能随想和解说。不过，有一点很清楚的是，布衣学者张中行毕其一生的那种边缘化生活方式，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，已经完全了然于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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